77年，曾因饰演《红灯记》李玉和红遍全国的钱浩梁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、停止党的组织生活，昔日风光无限的文化部副部长，一夜之间跌落人生谷底。
一九九二年一月，济南那场戏演到热闹处，钱浩梁忽然眼前一黑，倒在了台上。
那天他在《甘露寺》里先演鲁肃，又演乔玄。后来查出来，是脑溢血。命救回来了，舞台却把他甩在身后。
一九七六年十月，局势骤变，浩亮、于会泳、刘庆棠被隔离审查。
于会泳撑到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晚，喝下一百五十毫升来苏尔，三天后身亡。刘庆棠到一九八三年四月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，妻子离婚，子女与他脱离关系。钱浩梁没被判刑，可日子照样难熬。
一九八一年，五年隔离审查结束，组织给出的结论是“犯有严重政治错误，免于起诉”。
年底，他恢复了钱浩梁这个名字，带着“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开除党籍，降一级工资”的决定，回到魏公村中国京剧院宿舍两间背阴小屋。
更难受的是，戏台不让上，练功房也不让进。别人见了他，躲得远远的，像怕沾上麻烦。
对唱戏的人来说，这一下真够呛。
丢工作还不是最狠的，不让唱，不让练，不让露面，才真是往心口上戳。钱浩梁偏又不肯撒手。练功房进不去，他就去篮球场。没有厚底靴，就穿解放鞋；没有练功毯，就踩着水泥地；没有人陪着耍下手，就拿竹竿练把子功。云手、趟马、起霸、翻扑，一样样往回捡。练了一年多，右膝半月板硬是震碎了，只能做摘除手术。
一九八三年，转机来了。
主管河北文教工作的副省长高占祥发话收留钱浩梁，说不要有顾虑，大胆使用，把他调到河北省艺术学校。钱浩梁去报到时，拄着棍子，一步一挪，学校只得先让他回北京治伤。
第二年春节前，高占祥派省文化厅两个人赴京看望他，还给他患乳腺癌、卧病在床的妻子曲素英送去二百元困难补助。
钱浩梁接过钱，失声痛哭，只说一定争取早点工作。
腿伤刚好些，他就告别妻女去了石家庄。学校宿舍紧张，还是给他挤出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住房，又特批液化气灶具，见面都尊称一声“钱老师”。这份体面，对当时的他太要紧了。进校后，他带学生，编《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》，排《一箭仇》《雁荡山》。平日里却谨慎得很，话少，常独处，出入不摘墨镜，开会坐墙角，不提意见，只表示通过。
台上的念想，他一天都没断过。回北京探亲，边压腿边跟妻女说话，还反复提到《长坂坡》《艳阳楼》《挑滑车》。一九八八年，学校给他评高级讲师，报到省里却卡住。高占祥又说，这个人的职称该批，住房也该调。事情办成了，钱浩梁亲自下厨做菜，请同事们吃了一顿。
也是这一年，一位二十三年没见的老朋友在《中国戏剧报》看到《浩亮近况》，找上门来，后来又写信给宋任穷，希望帮钱浩梁重返舞台。信批转到了文化部。十二月，中国戏曲学院历届校友为母校募资，邀请他到北京中山公园义演三天。钱浩梁赶紧去见河北省委书记李文珊，等文化部同意，事情才算落定。
十二月六日，《艳阳楼》在中山公园礼堂开场。二十五年没演传统戏的钱浩梁，对着镜子回忆脸谱的勾法，慢慢把脸画好。上场之后，一个大“跺泥”稳稳落地，台下当即满堂彩。到一九八九年元旦，天津市长李瑞环又请他到天津电视台演《艳阳楼》，节目播出后，各地邀请纷纷而来。
钱浩梁人却比谁都小心。没有当地最高一级政府公函，他不去；义演给钱，他也不敢收；外出演出都先征得艺校同意，再按合同每场交给学校一百元。一九八九年春，他还借了一万多元，到上海定做行头器械。欠了债，就拼命接戏，快六十岁的人，一出戏里连演几个角色。观众偏又总把《红灯记》记在他身上，不唱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就不让下台。他私下说过，《伐子都》才是代表作，可大家不认。
一九九二年底，脱离危险的钱浩梁病退回京。
失语，半身瘫痪，说话、走路、吃饭都得重新来。曲素英照料着，不少戏迷也记挂着他，到一九九八年前后，人才算基本恢复。结果身子刚缓过来，他又坐不住了。
一九九八年十月，他和曲素英在长安剧院同台献艺。
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，六十七岁的他又应袁世海邀请，与高玉倩、刘长瑜等老搭档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《红灯记》选段。院长吴江心里发紧，剧场门口停了一辆救护车。
后来，他和曲素英又站上西子湖畔东风剧场的舞台，合演《白毛女》。台下观众忽然齐声喊《红灯记》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钱浩梁只得返场，唱起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，稍歇一口气，又唱“手提红灯四下看”。锣鼓一响，他一亮相，掌声立刻轰了起来。
曲素英后来对记者说，希望三十岁以上的人们忘了他们，平安度余生就好。
话不长，落在钱浩梁这半辈子上，却沉得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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